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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预读:观幸福感”可以不加区别的混用。“生活满足”更加倾向于SWB的认知部分,而“心理福祉”似乎更倾向于SWB的情感部分。  三、影响幸福感的经济学因素  1.经济收入  经济收人是现代社会城市居民维持生理需求的必要条件和实现高级需求的重要基础,富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满足自身的愿望,具有比穷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且此结论具研讨探究幸福感的经济学毕业论文格式下载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对幸福感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幸福感与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幸福感的经济学涵义以及影响幸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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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因素三个层面探讨经济学理解的幸福,指出经济学对于研究人类幸福感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幸福感;经济学

  1001-828X(2013)05-00-01

  一、幸福感与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人们通常认为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对幸福感的研究应该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经济学应该关注生产、消费、商品、通货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的研究,不应该将幸福感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研究的基础恰恰就是每个个体的主观心理感受,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提高人类的福祉。这样一来,对幸福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本来的应有之义。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为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然而,当人们发现那些生活富足甚至奢华的西方人事实上并不比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更幸福时,经济学界不得不开始反思一直信奉的传统经济学理论。以追求和实现人类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如何走出冷冰冰的物本主义泥沼,真正能够让有血有肉的人类享受到主观幸福,重新成为经济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人们似乎明白了经济学研究的财富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幸福,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没有提高我们的生活满意度,更没有给人类带来期望中的幸福感。

  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解决以幸福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学幸福难题:以“国民幸福指数”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学新概念也开始流行;用GNH取代GNP,用幸福测量取代偏好和效用计算等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新要求和新课题。

  二、幸福感的经济学涵义

  资深学者迪纳(Diener)对于幸福感的论述可以视为到目前为止对经济学幸福概念特征的较为恰当的归纳。他认为主观幸福感(SWB)是主体在主观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并归纳了主观幸福感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也就是说主观幸福感只存在于某个个体或者是某个人的自身体验之中,并不依赖于外界的标准;其次具有积极性(positivity),也就是说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主体要能体验到积极的情绪;最后是具有综合性(integration),也就是说主观幸福感不是指个体对其某一个单独的生活领域评估后的体验,而是指个体对其整个生活评价后的总的体验(Diener,2000)。

  不过,经济学研究的SWB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福利”、“生活质量”、“道德”、“精神健康”这些词汇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的。与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词汇相比,学术研究中采用的“主观幸福感”概念更加侧重于某个个体对其生活的主观感受。因此,“主观幸福感”反映的是某个个体综合地评价其生活的积极程度,它是一种有意识生灵的生命体验,是不能用特殊的外在条件和生活方式来定义的本质上的经验现象(veenhoven,1984)。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福利”、“生活质量”、“道德”以及“精神健康”等概念要么太过于客观化,要么太过于规范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所指有着比较大的偏差。同时,在精神体验层面上,“主观幸福感”与“道德”、“精神健康”这些社会规范性定义不同,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被其他一些概念所替代和解释,像“生活满足”和“心理福祉”这些主观概念有时与“主观幸福感”是非常接近的,但这并不表明这些概念与“主观幸福感”可以不加区别的混用。“生活满足”更加倾向于SWB的认知部分,而“心理福祉”似乎更倾向于SWB的情感部分。

  三、影响幸福感的经济学因素

  1.经济收入

  经济收人是现代社会城市居民维持生理需求的必要条件和实现高级需求的重要基础,富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满足自身的愿望,具有比穷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且此结论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收入能购买幸福”。因此,经济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经济收入对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一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仍争论不休。

  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源自于对基本的人类需要的满意感,收入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各种生活中的需要,因而低收入是低主观幸福感的原因;而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经济收入或其他资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一些相对标准的制约,如生活期望、适应水平和社会比较等,因而主观的经济满意度更能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两种观点的论争中,后者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幸福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200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对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六大城市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六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在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有的人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这种现象也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与幸福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关系。支持伊斯特林悖论的我国学者田国强、杨立岩认为: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享赋正相关的临界收人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且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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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随机片段:生活中的这些词汇相比,学术研究中采用的“主观幸福感”概念更加侧重于某个个体对其生活的主观感受。因此,“主观幸福感”反映的是某个个体综合地评价其生活的积极程度,它是一种有意识生灵的生命体验,是不能用特殊的外在条件和生活方式来定义的本质上的经验现象(veenhoven,1984)。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福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