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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预读:

【作者简介】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主要著作:《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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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度向何处去》、《乡村社会的关键词》、《村治的逻辑》等。

  摘要 田原史起先生所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以对农村精英的关注为主线,深入系统研究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中国村庄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所提问题重大,精辟之论叠出。其关于公、共、私,原子化、关系、团结,正式精英与非正式精英,发展与制约,****、地方、农民等几对关系的讨论,对深化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尤有启发,无疑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农村研究,益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田原史起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农村精英 乡村治理

  2004年8月,笔者应邀到日本访问,与田原先生有过第一次深入交流,得知田原先生长期研究中国村庄,尤其是到中国农村做过多年田野调查,甚感投缘,此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中间有多次见面交流。前不久,田原先生到武汉,顺道到笔者所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访问。现在,田原先生在多年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的研究论文《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田原先生之著作,对笔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中国农村政治有颇多启示。

  田原对几类关系的讨论对深化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启发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以对农村精英的关注为主线,深入系统研究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中国村庄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田原先生的研究,资料翔实,所提问题重大,精辟之论叠出,对笔者颇多启发。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田原先生关于以下几对关系的讨论,对深化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尤为重要:

  公、共、私。讨论中国农村精英,首先要确定其活动环境。田原十分敏锐地发现,在中国农村同时有三个为地方治理提供资源的领域,即“公”、“共”和“私”的领域,三者代表不同的资源供给原则:“公”代表着政府的“再分配原则”,“共”是社区的“互惠原则”,“私”是市场的“交换原则”。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共”的作用很大,田原甚至认为,“在国际比较上,‘共’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而农村精英历来是“共”的主要承担者。

  田原先生将“共”独立出来,重点讨论中国基层治理中精英在“共”的领域以“共”的原则来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长期以来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在当前中国仍发挥重要作用。前不久,笔者到成都农村调查,成都市每年为每个村庄提供20~30万元用于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具体如何用这笔钱,政府不作规定,而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但不能将这笔钱分掉、还债,而只能用于具体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上。这样,成都市就通过“共”的领域,将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结合了起来。这种在村庄层面将自上而下转移资源和自下而上表达公共品需求偏好结合起来的****形式,笔者称之为“分配型****”,即农民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成果来分享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在分配型****以外,还有一种****的形式,笔者称为“动员型****”,即由村民通过****来讨论如何分担公共品建设责任:出资或出劳的责任。当社区内“共”的原则开始消退,村庄越来越原子化时,离开对“公”的借重,“共”就很难通过****来动员资源建设社区公共品了。这就是为什么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很难再通过诸如“一事一议”的****办法来筹集公共事业建设经费的原因。

  原子化、关系、团结。上面讲到原子化,正是笔者对当前中国中部农村的一种描述。“原子化”是指村民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公益事业很难办成,“共”的领域仅仅是靠私人关系在起作用。

  田原先生在“原子化”的基础上讨论了“关系”和“团结”两种村庄社会结构形式,也是两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关系”最经典的模型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村庄精英通过关系到外面动员资源进行村庄治理,“关系资本”构成了田原先生所讲“外交”型村庄公共建设的基础。“团结”则是村庄内部仍然具有密切联系、具有共同荣誉的社区类型。田原试图以“过程—事件”分析为基础,同时关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关系”资本和“团结”资本,从而理解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精英往往集外交官、经营者和动员领袖于一身的复杂微妙之处。

  实际上,作为一个巨型的、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不同区域差异极大,不仅存在田原所重点讨论过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东中西部差异,而且存在社会结构上的南中北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上看,中国农村的南中北差异极大。华南地区村庄多是聚族而居,村庄结构与血缘结构合二为一,是典型的“团结型村庄”;华北地区村庄内往往有众多以血缘为基础的分裂结构,我们称之为“分裂型村庄”;而以长江流域为典型的中部农村,因其村庄历史不长,村庄成员流动性强,村庄边界相对开放,村庄内往往缺少强有力的在治理中起作用的结构性力量,我们称之为“原子化村庄”。不仅从东中西部对中国农村进行区域研究,而且注意从南中北方对中国进行区域研究,可以丰富田原先生关于“原子化、关系、团结”的三种村庄结构及其治理模式的理解。

  正式精英与非正式精英。田原将“在农村较有影响力、威信较高,可超乎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共同目标发挥带动能力的个人或是在必要时能发挥这种潜在力‘个人’称作农村精英”。依据权力是否主要来自“公”,而将农村精英区分为正式精英和非正式精英,正式精英相当于基层干部,非正式精英则范围广泛。笔者过去的研究中,将正式精英和非正式精英分别称作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划分依据与田原相似。

  田原在讨论正式精英时,利用自己田野观察所得资料证明,村级正式精英频繁更替,对村庄发展的负面影响甚大,一是发展思路会“断绝”,二是村庄发展的关系资本会受到损害。田原得出这个结果主要来自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观察。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缺少经济资源,正式精英频繁更替导致的后果,主要不是村庄发展思路和关系资本受到影响,而是村干部不负责任。且因为村干部频繁更替,村庄内曾当过村干部的人很多,村庄很容易陷入精英冲突之中。田原讨论了由简单村庄到复杂村庄的两种机制,一是“分节”,二是“分化”,总体来讲,在东部地区和城市郊区,分化机制起更大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复杂化主要靠分节机制。前面讨论南中北地区,在华南和华北,分节机制都起作用。在复杂村庄,非正式精英越多越活跃,正式精英进行决策就越是受到限制。若正式精英可以与活跃的非正式精英结成联盟,村庄动员能力就会很强,一旦村庄正式精英与非正式精英形成对抗,或正式精英群体中,因为每个人背后非正式精英支持者不同,造成正式精英的分裂,村庄就会形成派系斗争。华南农村多前者,华北农村多后者。

  发展与制约。田原在书中讨论了国家对农村精英的心态,一方面,因为中国历来存在一个庞大的“共”的领域,离开农村精英,“共”的治理就难以展开,为了充分发挥“共”的作用,国家就要相信农村精英,调动农村精英的积极性,让他们为农村发展作贡献。另一方面,农村精英很复杂,且与“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精英不仅可能会谋私,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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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农民共谋形成“土围子”,为此,国家对农村精英采取了警戒和制约的态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信访制度以及田原所讲作为“制约农村精英的政治”的村民自治。

  田原关于“制约农村精英的政治”的讨论十分精彩。一方面,只有充分调动村干部积极性,给他以一定权力,村干部才可能搞好村庄建设,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品;另一方面,村干部往往可能借此谋私,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新世纪中国进行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解决此一问题,结果,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所有向农民收钱的渠道都被“封锁”,村干部不再有为农民办事的任何能力。

  ****、地方、农民。田原关于征地过程中****、地方和农民三层互动的讨论也很值得注意。他准确地看到,在征地事件中,除国家和农民两个角色以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角色是地方政府。在征地事件中,农民所****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他们最习惯的****渠道是到更上一级政府(包括****政府)****。当前中国农村矛盾最多冲突最大的领域是征地,这与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有关。有趣的是,征地冲突的主体一直是地方政府和农民,没有****政府作为征地主体参与到与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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