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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充分认识充分认识改变作风的难度论文致谢范文

论文预读:浅议充分认识充分认识改变作风的难度论文致谢范文

  付小为在12月11日的《长江日报》上撰文指出:近一段时间,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举动持续受到关注。从转变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到七常委出行未清道不封路等,一种好的政治气象受到广泛的肯定和赞誉。但从不少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解读里,我们看到,一些人对作风转变的难度认识得不够,也没有意识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指向。从改变作风、摆正官民关系的层面,情况是复杂的。反官僚、****败,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的执政史上,更严厉的手段不是没有运用过,短期内或有效果,但本质上说,都没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不如说是始终没有触及到官民关系的实质。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叙事中,总有一种“官在上,民在下”的“两极”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心,言语上的脱离群众、思考逻辑上的自利倾向、作风行动上的变形走样,只是官民关系没有得到本质改变的一种表现。目前的官场习气和政治文化,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几十年制度特点的惯性。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变,本质上却又变化甚微,没有形成坚固的价值和制度。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前要警惕盲目乐观的情绪,对于高层来说,不能满足于各级官员的表态,对于民间。也要避免落差带来的失望。转变艰难,要给予足够的耐心、信心,支持推动这项改革的层层深化。

  解读十八大不能“借机说自己的话”

  白狐在12月12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最近学习十八大精神,认真读了报告原文,也读了不少专家的解读文章,但是有些专家的文章,甚至有些媒体的报道,读着读着总觉得不对味。原因出在哪儿?一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十八大报告是一个全面的报告,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内在逻辑关系。有的文章抓住其中的一点,过分放大,过分强调,过分拔高,过分解读,有“以点概面”之嫌。比如,****败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十八大刚刚结束就有多个腐败高官落马。显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理腐败的决心,但十八大毕竟不是一次****败的专题会议,某些专家过度放大这一点,无疑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十八大精神完整准确的理解。二是借解读十八大精神说自己的话,加进自己的观点,甚至宣扬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似是而非,有时还会打着民意的旗号,如果任其蔓延,会因被“绑架”而影响到正常的改革部署和改革进程。这样的观点如果是有心而为,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们有何启示

  据12月1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近自,****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北大历史系主任、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对此书进行了解读。高毅教授介绍说,《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该书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可是,到了18世纪末,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高毅认为,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转文风须清除语言背后的障碍

  肖畅在12月3日的《长江日报》上撰文指出:强调好的文风、会风,已经在认识上不断被明确和强化,但理解的过程又似乎存在偏差。我们看到一些会议中的专家、学者纷纷感慨会议新风,感慨的发言却又是套话连篇。一些报章网络不断解读新文风,解读的文辞仍是老三段。这就是以八股的方式议论如何抛弃八股。现实地看。任何文风都有它被需要的地方。文风陈旧、迂腐,进而有了八股的形式,这是因为无话可说,却仍然要勉力配合说话,“无效表达”的仪式感有各种需要;文风新颖、生动、活泼,辞采华茂,有煽动性,内容却经不住推敲,这是直接调动人心的需要;因为狂热有市场,动员容易而讲道理难;文风质朴,内容真实,逻辑严密富有理性,这是观念、意见要得到传播,这样的文风受欢迎,说明社会存在理性、温和的讨论氛围。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需要怎样的文风,等同于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态。历史上,文风的整体嬗变,也伴随着新旧观念的碰撞。语言描述一定的社会事实,文风对应一定的观念现状,社会、观念没有更新,语言形式难有增量,既定的文风会在封闭僵化中自我强化,以至于形式决定了内容,规范了思想,禁锢了人心,讲八股人人都会,脱离了八股就无所适从,一些人正失去观察新问题、吸收新思想的天赋能力。转变文风,更要剔除语言背后的种种障碍,从而让人敢于说真话,愿意说明白的话,习惯于平等对话,有能力接受推陈出新的话。

  希腊裁减40万公务员的启示

  晏扬在12月3日的《齐鲁晚报》上撰文指出:近100年来,公务员是希腊的“金饭碗”,是很多人的职业梦想。经济危机之前,人口只有1100万人的希腊,其公共服务部门共雇用了约100万名公务员。但近三年来,希腊公务员的数量已被裁减约40万人,剩下不足60万人。而且,自2010年以来,希腊公务员的薪酬已经减少40%,假期奖金也被取消。希腊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仍具有某种启示意义。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呈现出某种不景气,不少企业经营困难。致使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在此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自身厉行节约,削减行政开支,勒紧腰带过日子。然而现实情况是,三公消费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公务员队伍仍旧“只进不出”。反观希腊政府,首先从自身入手解决财政危机,对三公消费一向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范,遭遇经济危机时,大幅裁减公务员并降低公务员工资。希腊公务人员过剩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存在相似的问题。虽然国情不同,但希腊三年裁减40万公务员还是能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当政府财政支出能力下降之时,首先想到的不应是多向民众收钱,而是削减政府行政开支。以政府自身厉行节约来与企业、民众共渡难关。为此可以不惜裁减公务员数量、降低公务员待遇,并借此化“危”为“机”,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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