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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固本与求变

论文预读:对于求富自强的益处显著,进步性不必多言。同时,守旧派顽固地坚持西学不能与中学的传统相容,由此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也不得不小心地解答这个不足,既要倡导变革之必要与可行,又要让朝廷明确他们始终是忠于孔孟之道的庙堂之臣,为此,洋务派用中体西用轮来论证中西学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互补性,以而化针锋相对为相容无害,以行“应

摘要:晚清社会变局当中,西学东渐之风日盛,面对这一局势思想界态度各异。《劝学篇》是张之洞在这一潮流中独到见解的表述,注重实际,中体西用,将西学中的具体运行部分以整体中撷取出来,将西学内化入中学成为一部分等思想以中可见一斑。中体西用的思想自发端至张之洞,再至现代,始终在进展并发挥影响。

  关键词:中体西用 西方文明

  近代中国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自****战争起,外敌入侵几次三番,而清朝晚期的朝廷靡弱、官场腐败已难以抵挡来自西方的汹涌攻势,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亦是各不相同,有的顽固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的“道”,然而对于何为过渡之道以及对于此“道”的设计案例又各不相同。晚清的几次设计“道”的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至清朝最末的革命运动都是发自于危急之世,发救亡图存之初衷,三者继往开来,而因具体时代的不同又存有差别。

  身为洋务派的一员,张之洞是后起者,却后来居上,实力不俗。而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989年撰写的《劝学篇》即为了驳其所称为“邪说”的维新派论述,并在其中对他的思想主张进行了系统化、论述化的阐述。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而这也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1同时,《劝学篇》一书中还精要地论述了张之洞关于对振商、富国、强兵等方面的思想内容,以中洋务派的思想主张可见一斑。其时,所谓的新学与旧学之分恰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劝学篇》分为内篇、外篇,按其所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分别就稳固中学所持的儒家秩序和西学促使的求新变通进行了论述,即内在重于“固本”,外在重于“求变”,而求变是固本的方略,本论文将以此视角试谈对《劝学篇》的思索和感悟。

  想要在固有体制不崩塌的前提下推进洋务,进行革新,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不足,即所谓的“洋务”是否适用于中国,“西学”之引进是否必要的不足。只有证明了在洋务的名义下所介绍的西方知识、技艺、经验、论述等一套东西在中国施行也能同样有效,能够解决家国族业所面对的重大不足,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客”才能为国人所接受。这就首先涉及到一个中学与西学狭路相逢、发生碰撞的不足。面对外来文化,若想要解决好引进不足,就必须先解决好它与本土文明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给它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效能。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进展历史和卓越悠久传统的文化大国而言,以被视为“蛮夷”的西方引进文明成果,必定引起文化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张之洞深谙处理中学西学联系乃是使洋务派革新能够推进的必要条件,以防“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处理二者的联系。

  “中体西用”论是冯桂芬早先提出的,他当日提出这一命题的意愿是在旧学笼罩全社会的时代打开一个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门户,“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这种思想对于求富自强的益处显著,进步性不必多言。同时,守旧派顽固地坚持西学不能与中学的传统相容,由此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也不得不小心地解答这个不足,既要倡导变革之必要与可行,又要让朝廷明确他们始终是忠于孔孟之道的庙堂之臣,为此,洋务派用中体西用轮来论证中西学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互补性,以而化针锋相对为相容无害,以行“应敌制变之术”,且排除“菲薄名教之心”的指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2,循先中后西之序,并援据传统资源进行比较: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

  由此,引进的西学则可以看做“医术”,而在此之前必先有中学——即由经史子集构建的“身系统统”来容纳它,才能使得医术有用武之地。吸纳西学本应属于求变的一部分,然而按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则中学与西学的冲突在书中被化小,而正如上面《循序第七》中的引言所述,西学是“可以补吾缺”的,由此二者在此成为了可以合而为一的事物,相辅相成,试图将西学整合到中学的传统框架当中,也就是把中西学等量齐观,探求两者之精义,比较二者之长短,以为取资,并使之融合为一种更具价值的新学。3这种“新学”不是某种独立而生的新学问,而是吸收西学养分之后充实起来的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由此虽然言西学、含有西学的成分,却始终是围绕中学的核心在环绕,主旨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西学不过是扩充了中学的内容,采取道器、内外、体用的形式之下,“融合”并不是对等的份额,而是“化”西学以为中学的一种,希望能够把西学转变为中学的部分以而推动中学的新生,是对于自我的一种提升和更新,可以看做是增强传统学说生命力、巩固并延续中学的方式。而在《同心第一》中,张之洞就提出“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保种必先保教”,这里的教便是他后文所述的“儒教”,这是他所推崇的中学,而非驳杂的九流杂说,而儒教正是政教相维中的“教”,是清朝秩序赖以维持之本,由此,其引入西学,一方面是求变的表征,另一方面以“中体西用”思想用西学充实儒学,是固本矣。

  同时,在寻求救国于危难的途径之中,张之洞十分注重“学”的力量,这以内篇中论述禁烟的《去毒第九》中也可见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4“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因“学”能够化解“无见闻”,而“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学”连接的是“教”,连接的是中华之精粹与西方之新艺,是“本”与“变”连接的桥梁,是故“学”是解决社会不足、整顿社会秩序、承担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保国,保教,保种”之中,三者须同保,唯保国最为根本,保教最为紧要,而此二者都不能离开“学”空谈。外篇开篇即讲益智,“智生于学”,张之洞提出,要想救中国之危亡,必须首先以知识为重,特别是西方的知识与技能,因为其能够“格物利民”。他在提出这一点时,亦不是仅仅停留在论述的空泛谈论上,以原则到具体的行事方略都有涉及。外篇分为十五节,分别是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以中可以看出洋务派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其中,专注于专业领域如军事、矿业、铁路、农工商学都有周详的论述,而涉及到学制和学习内容的增益革新,就势必要涉及知识的分类与取舍。由此,张之洞提出了他的划分方式,即新旧兼学,政艺兼学。

  新旧兼学,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政艺兼学,则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归为西政,而将算绘、矿医、声光、化电归为西艺。在张之洞看来,“西政”的核心是与国家富强密切相关的一些实用性制度知识,其中最好的东西是刑狱立法,由于是制度性知识,没有什么值得深研的学问在背后,所以“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5。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张之洞以“中体西用”论将西学化为中学的一部分,即希望将西学整合到本土知识框架内,但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知识,张之洞又不得不将其独立于中学之外加以考虑,才分出“新旧”与“政艺”。而就学分政艺来说,“西政”包括的主要是一些制度性知识,属于“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涉及面广,与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然而因为受到分类的限制,“政艺”二者分开,“新旧”两相对照,这就造成了知识分类上的迷茫。实际上,所谓的西政与西艺是密不可分的,一切的制度性知识背后都有其学理依据,而此时这还没有为张之洞所认识到,他仅仅是想要将制度具体运作的部分以西方政治的整体中摘除出来,为己所用,其变通之处固然体现于能够将“政艺”兼收,以“新”补“旧”,然而此种知识的分类方式本身即是旧式的,且所纳入的所谓“新”的部分也是断章,可以说尽管倡导学习西政,却是按照学西艺的思路来学习西政的,学的是“政”中最切实的部分,如同机器中拿出“实际运行”的齿轮而不触整部机器。这种“变”本身便是以稳为前提,务于以变固本,求变的步伐迈得舒缓,而且托古立言,相较于同时人更为圆润、老熟,这种及其谨慎的方式的采取实际上正是作为清廷朝臣的张之洞对于西方文明渐入本土时的反应。

  然无论是变通还是固本,最终都立足于救亡图存,倡导经

论文随机片段:变法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989年撰写的《劝学篇》即为了驳其所称为“邪说”的维新派论述,并在其中对他的思想主张进行了系统化、论述化的阐述。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而这也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1同时,《劝学篇》一书中还精要地